1915年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没有人会留意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黄浦江畔绝望地踯躅徘徊。假如他真的就这样跳进了黄浦江，那么中国和世界将从此失去一位画坛巨匠。这个年轻人就是此时刚刚丧父，且经济拮据的徐悲鸿，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苦楚让这个第二次来到上海，想要找寻绘画技法提升与工作机会的年轻人感到了无力，但他却绝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正如他自己日后回忆所说的那样：“人啊，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还能够自拔，方不为懦。”，而他也正是凭借着一股不甘、一股勇气，从那样一个境地，从上海出发，走向了北京、日本、法国……如此说来，徐悲鸿先生同上海也有着不浅的缘分。12月23日，在上海信托·外滩111艺术空间开幕的“艺道相传——徐悲鸿家族艺术展”，既代表了100年前曾从这里去往法国、去往更广阔艺术人生的徐悲鸿先生重回故地的心情，也通过展出徐悲鸿先生与其子徐庆平、孙徐骥三代人的艺术创作，向社会大众讲述了“艺道”与“家道”传承的故事。
20世纪中国美术与此前相比，最大的不同不是技巧的发展，而是一种文化关切，美术由此变成了一种新的言说。陈独秀曾在回答“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时，将“美术”与“科学”“宗教”并列，由此开启了中国美术中心价值观的历史性转向，经由“科学化”“大众化”之途径，迈向了由写意到写实，由雅入俗的根本性位移与转换，无论是理论话语，还是美学体系、形态、类型乃至创作主体，皆由传统而现代。作为五四精神的隐喻，五四以来的新美术不仅有力地规约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道路，而且以其救亡启蒙与美学体系建构的双重功绩，成功地诠释了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含义。作为第一位公费留法学习艺术的徐悲鸿先生，正是中国现代美术探索过程中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他日后对中西方绘画艺术的学习与探索，以及以西融中的主张，都使他成为民族新文化的倡导者和创新者。诸如他回国后创作的《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应该说开启了中国现代巨作的先河，尽管这两幅画都是油画，但其结构却反映了中国的主题和形象。同样的，徐悲鸿先生画的马、狮子，都不是为了简单地画一个对象，而是为了表达他对抗战、对祖国最真切的关怀与惦念。再者，徐悲鸿先生在教育上的贡献也有着极强的时代性，作为美术教育的三重臣之一，徐悲鸿先生主张在全社会推行美育，以为这是“引国人以高尚、纯洁的精神，感发其天性的真美”，对此，同样身为老师、身为院长的其子徐庆平先生深有感触。
在展厅中暖色灯光的照耀下，徐庆平先生那柔和的面部轮廓，令人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恍然间，徐悲鸿先生的面庞在眼前重现，作为徐悲鸿先生之子，徐庆平先生的形象与其父亲有太多相似之处，而关于父亲，徐庆平先生也确乎有很多话想说：“我父亲曾说过他一生中有两个老师对他影响最大，除了他入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后，拜19世纪末法国学院派最后一位绘画大师达仰为师外，更为重要的就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徐达章，他是闻名一地的乡里画家，会画祖宗肖像，写春联，刻图章，我父亲很小就跟着我爷爷学画，可以说这段家学经历奠定了他日后非常扎实的中国传统绘画基本功。就我个人来说，尽管我父亲教我学习的时间很短，但还是他对我的影响最大，当时父亲他既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全国美协主席，还是全国政协代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旗、国徽的确定等等很多事情都要他参与。我经常一个礼拜见不上他几次，但就是在时间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他仍抽出时间教我写字，而且我每天的写字作业他都给我批改。当很多年过去之后，我自己当上了老师，才明白他当时的不容易，以及什么是真正的艺术教育家。与此同时，我还记得他教我写的第一行字是‘小屋可延凉月入，开吟时有好风来’，月亮透过窗户洒了一地，刚要开口吟诗一阵凉风吹进来，多美的意境啊！我小时候不太明白父亲教我们这些诗词的用意，后来才明白他是希望通过这些诗文，教会我们怎样去欣赏美，因为他认为会审美、懂审美，普及全民审美教育比培养画家、成为画家更重要。”
2011年，徐悲鸿先生的展览在美国丹弗美术馆举办，展览开幕当天创下了该馆有史以来的参观人数纪录，所有纪念品被抢购一空，这不仅显示出徐悲鸿先生在整个华人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更表明中国艺术目前在国外的受重视程度，当然这也仍同徐悲鸿先生那一代前辈有着密切关系，不得不说他们为中国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想走这条路，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学贯中西，只有熟悉中国和世界艺术发展的历程，才能在中国艺术好像到了穷途末路的情况下让其复兴。以徐悲鸿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先驱们，对中国现代美术所进行的种种探索，乃至完全不同的人生，都早已隐喻在那样一个激变的时代土壤中，他们在艺术“弱势”的境遇中，面对“世界潮流”时所作处的探索与尝试，如同20世纪中国美术的精神灯塔，依旧闪耀在历史深处。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他们的背影，依旧能够感受到穿越时光而来的历史温度。
作为“80后”的徐骥，没有见过他的爷爷徐悲鸿，很小的时候甚至对徐悲鸿都没有概念，直到上小学时，才对他爷爷的社会影响里有了切身体会。大学时期，他师从天津美院忻东旺老师，攻读油画专业，从那时起，他的人生开始和爷爷的人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如今，他作为徐悲鸿纪念馆典藏部主任，主要负责馆内藏品的保管、典藏、修复、展览等工作，对于徐悲鸿的艺术成就和人生历程早已烂熟于心。
徐骥为我们动情的介绍到：“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闭馆维修的这些年里，我们并没有停下研究、展览的脚步，对于此前徐悲鸿留学法国和在南洋的那两段资料、研究都较少的经历，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包括我们这次展览中就展示了几幅最近几年从新加坡找回的徐悲鸿作品。我们都知道，1938年仲夏徐悲鸿从重庆出发，正式开始了他巡展义卖、赈灾救国之旅，1939年抵达新加坡后，在这里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这是他艺术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并多次举办了以抗战筹款为目的的画展，卖画所得巨款全部捐给了国内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平民和阵亡将士的遗孤，这表明徐悲鸿将自己的艺术与国家民族的责任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难看到，这些作品中有些只有扑克牌大小，有的甚至形如邮票，徐悲鸿他就在这样大小的包装纸、挂历纸、信纸等材质上尝试创作了水彩画、国画、书法等，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出于节省的目的，另一方面，可能也考虑到要义卖作品的价格问题。同国内创作的作品相比，他在新加坡创作的作品明显让人感觉更放松，可见那绝对是他人生中非常愉悦的一段时光，我们今天看这些作品，仿佛能感到当时的天空都是蓝的。”
虽因时代差异和知识背景的不同，徐悲鸿、徐庆平、徐骥三代人的作品面貌不尽相同，但内在的严谨和朴厚却是一脉相传，对艺术的深切情感以及希望借由绘画，表达内心所想、心中所系的“艺道”也未曾改变。
喜迎国庆·礼赞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