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化研究室主任宁波依然记得，2007年，云冈石窟第33窟外，还可以看到两尊菩萨的衣纹。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更明显的是一些窟内最北侧的壁画和造像，记者日前在现场看到，因为紧贴山体，常年渗水导致壁画湮没，造像更是模糊不清甚至退化成一个平面。
石窟数字化 困境几多愁？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大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力度，2022年底前全面消除石窟寺重大险情。建立石窟寺安全长效机制，同时加强石窟寺数字化保护利用，持续开展石窟寺壁画、彩塑、雕像、洞窟、摩崖石刻和海外中国石窟寺文物、敦煌文书等数字化工作。
事实上，云冈石窟的数字化建设早就起步。2014年，云冈石窟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高校合作，成立了“数字云冈联合实验室”，突破三维数据采集、运算、存储与应用等关键技术，探索出一套适用于高浮雕文物的数字化方法，成功完成云冈第3窟、第12窟和第18窟的等比例打印复制项目，佛像表皮的缺损、风化在复制过程中都得以如实展现，实现大型文物移动展示和虚拟漫游。
并不是没有走过弯路，宁波坦言，此前曾借鉴敦煌石窟的数字化采集方法，到实践时才发现并不适用，“敦煌数字化的对象主要是壁画，而云冈的主体是高浮雕造像，后者空间结构复杂，不仅有众多错落的小雕像，还有很多精湛的镂空雕刻，这和平面数字化完全是两套体系。”
龙门石窟则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实现了佛首的“数字回归”。
2020年9月，一件一比一3D打印的佛首由龙门石窟研究院工作人员安放在奉先寺北壁一尊等身立佛的残像上，佛首和残像的两个断面完全吻合。这也是国内流散石质造像文物首次实现“数字回归”。
佛首原件藏于上海博物馆，系该馆1957年在北京购得。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推断该佛首被盗于1923年后——因为一名日本摄影师当年曾到龙门拍过奉先寺北壁照片，当时这尊立佛像头部尚存。他认为，佛首的数字回归，为流散文物回家提供了新的可能。
即使云冈石窟的“分身”已经开始频频亮相各高校博物馆，并正和敦煌、龙门共同在洛阳博物馆举办艺术联展，但宁波仍然认为，石窟数字化的目的并非为了展示，而是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迫切需要。“现有的技术水平，难以完全阻挡石窟自然风化的进程，更多只是延缓。可能10多年后，石窟的样子就会有所变化。”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也对记者表示，当前石窟寺数字化工作最核心的目的，是了解我国石窟寺文物本体基本现状，将中国大地上石窟所有信息在21世纪如实系统地记录下来。数字化目标要为石窟建立档案，而数字化也是所有工作的基础。
相对大型石窟寺数字化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小型石窟寺面临的困境更多。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主任董广强对记者直言，他们有数字化中心，但没有专业队伍。而麦积山石面临的山体渗水、生物破坏更严重，对文物进行数字化保存是必由之路。
同时，随着旅游发展，麦积山石窟的游客量逐年增加，目前每年已达到80万人次，但是该石窟的洞窟形制多数是小型洞窟，内部空间在2到3米的占绝大多数，不方便对多数游客开放参观，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这些洞窟平常都是处于封闭状态，也需要数字化之后进行展示。
值得庆幸的是，全国石窟寺正在通过一些平台联合起来。在相关指导意见出台之前，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就启动了“数字重生——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寺数字化保护项目”，云冈、龙门、麦积山三大石窟首批参与，探索更多数字化保护利用方式。其长远目的在于，在当前石窟寺数字化工作基础上，推动丝绸之路沿线石窟整体数字化进程。
基金会秘书长初迎霞介绍说，预计项目周期为6年，前三年侧重数字化记录存储、虚拟修复、数字回归，以及探索数字化标准建立，后三年更侧重于展览展示、公众教育、公益活动，以及文化价值阐释和传播，筹资与传播贯穿于全过程。
如果壁画上灵动的飞天、佛陀造像的一抹微笑，终究要随时光而逝，那么数字化的重生则将让它们在跨越时空中“永生”。
艺术名家解素兰镜头
